【健康报】王一飞:三尺讲台是我的终生岗位
2016-12-30浏览(474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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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人生经历了从教师、到校长、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官员等多个身份的转变。但无论是长达10年的医科大学校长的岗位,还是在担任6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期间,他都从未离开过讲台。

  他说:“每当我登上讲台,就会精神抖擞,思维活跃,充满幸福感与成就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岗位,让我终生依恋和难以舍弃。”

  “一所大学最宝贵、最重要的财富是学生”

  “什么是一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已是满头银丝的王一飞说,“根据一般的评价标准,一所一流的大学应该包括以下主要标志:绮丽的校园,壮观的建筑,汗牛充栋的藏书,设备精良的仪器,蜚声中外的大师,声名卓著的学科,举世瞩目的成果,高瞻远瞩的视野,新颖独特的理念,精辟深邃的精神。但我认为贯穿以上标准的共同基石是学生。换句话说,一所大学最宝贵、最重要的财富是学生。”

  说起学生王一飞总是兴致勃勃:“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然后走向社会,永远在流动。相比之下老师则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着谷场上麦子种了一茬,长了一茬,熟了一茬,收割后再种一茬,周而复始。一所大学的名片是学生,学生质量的优劣代表了大学的教育水平。”

  “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学生理应参与学校的管理,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完整机制和途径。诚然学生的眼界可能还不够宽广,但是参与管理是必须的。我很庆幸自己担任校长的10年期间,和校团委、学生会的沟通渠道很畅通。他们有任何事敢来跟我说,我觉得有理就做,欠妥的就说‘我认为不妥’,许多事在开诚布公的交流后就能取得共识。平等地待人,这样学校才能治理好。”

  王一飞经常谈到他在英国爱丁堡留学时的“Friday lunch time”(周五午餐时间)活动。在周五中午,每个学生带着苹果、三明治,到一个教室,互相讲述这周自己做了什么实验或者学了什么课,有什么疑惑。“可能在一个人看来很难的问题,在另一个人看来非常简单,在讨论之中能出现许多‘new idea’(新点子)。”

  另一种形式,是院长每周五晚上请四五个同学到家里吃晚饭。王一飞说:“其实晚饭十分简单,但吃完饭‘围炉夜话’是最好的,有一句话说‘学生头脑中的火花是教授烟斗里的烟所激发的’,我觉得这句话最生动地描述了师生互动的情景。”

  王一飞认为这是每位老师应该做的,“从1962年毕业留校到现在,我已经整整55年站在三尺讲台上,让我终生依恋和难以舍弃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岗位。每一个教师都是一个摆渡者,一个引路人,都应当舍得把自己的肩膀作为科学人梯上的一个台阶,让莘莘学子踏着这个台阶向着更高的山峰攀登”。

  “跟大师交流让我受益良多,也为科学研究之路指明了方向”

  1957年,王一飞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学医。

  谈起学医的理由,王一飞说:“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的姐姐死于小儿麻痹症,我的弟弟由于吃了过期的美国军用奶粉,中毒死于婴儿期。两次历经手足至亲的离世,让我萌发了要成为一名医生的念头。我想,如果那时我是医生的话,或许就能挽救姐姐和弟弟的生命。另外,中学期间我看了很多名医的传记,我认识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这更加坚定了我想做医生的信念。”

  高考时,王一飞决定报考上海的医科院校。“那时的‘二医’名医荟萃、闻名遐迩。1954年兰锡纯教授的中国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使‘二医’名扬天下,我外婆告诉我,与她一同留法归国的内科医生邝翠娥以及邝安堃、傅培彬、黄铭新等一大批医学大家都在‘二医’任教。‘二医’的临床医疗水平是数一数二的,我既然想做临床医生,‘上海二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大学三年级,我面临着突然转专业的变故。那时候国家需要生物物理专业,组织决定把我调过去。虽然我不情愿,但只能服从分配。转专业让我的医生梦彻底破灭,成为我的终生遗憾,但新专业的学习又让我开阔视野学到了更多的新知识。”王一飞回忆说。

  “生物物理学专业毕业后,不能做临床医生,只能做教师。二十几个毕业生中我综合排名第一,最后去了所有人都不愿选的组织胚胎学教研室。我委屈得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但当时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谢文英对王一飞期望很高,并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三年内要把国外组织胚胎学的几本重要教科书全部看一遍,把所有相关课程从头至尾听一遍;二是派了一位老教师带着王一飞把所有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切片看一遍。

  老教授范承杰同样对王一飞很眷顾,主动帮他修改英文命题作文及医学论文,“一个二级教授每周帮一个新助教修改作文,那是很特殊的待遇。”那时,王一飞没日没夜地研究组织胚胎学,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三年的任务一年半就完成了。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北京医学院的李肇特教授招收硕士,王一飞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那时,李教授还担任着中国经络研究所所长,但他每周四上午会和王一飞相约,研讨交流一个小时。“跟大师交流让我受益良多,也为我的科学研究之路指明了方向。”李教授知道“上海二医”成功抢救严重烧伤病人邱财康的事迹,便提议王一飞做烧伤后的组织再生研究,这样便能做到组织胚胎基础理论与临床研究的前沿有机结合。1967年,王一飞硕士毕业。已经担任北京肿瘤研究所所长的李肇特教授,邀请王一飞留下来和他一起做肿瘤研究,但“文革”的爆发使得这一切又成为泡影。

  1969年,需要进行男性避孕药的研究,上海第二医学院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工宣队查履历后,觉得我学组织胚胎很合适。”王一飞服从安排,一头扎入研究。之后,由他领衔发现精子膜麦芽凝集素受体缺陷可引起男子不育,经精子洗涤法人工授精获得成功,该成果为国际首创。他领衔的“附睾中与精子成熟有关因子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部分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对男性计划生育和男子不育的诊治具有实用价值。

  “你可以到我们那里去竞选议员”

  1995年,王一飞接到世界卫生组织(WHO)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任职邀请,担任WHO生殖健康科学研究部的医学官员。他不仅要负责协调和管理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46个国家,包括7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研究能力及强化规划,而且还要负责管理60多家遍布全球的WHO合作中心网络。

  回忆在WHO工作的日子,王一飞记得一件事:“当时有一个项目,支持湄公河流域生殖健康研究和培训工作,大概需要100万美元。我出访澳大利亚去募集资金,当地同事建议我在澳大利亚议院的早餐会上推广和宣传此项目。我当时说:‘我来到澳大利亚这么美丽的国家很感动,但是你们知道,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生着全球50%的孕产妇死亡,全球40%的不安全人工流产,和60%的人居住在那里……”接着,王一飞话题一转开始介绍这个项目的宗旨和预期成果。

  随后,议员们都举手赞成,拨款了100万美元。会议结束之后,管会务的一位老太太跟王一飞开玩笑说:“你可以到我们那里去竞选议员!”

  WHO生殖健康与科学研究部主任保尔·樊路克博士对王一飞在世卫组织6年的医学官员工作评价时,除了称赞他是一位具备远大理想及坚定信念的领导人、一位务实与高效的管理者、一个难能可贵的普通人,还特别提到王一飞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及能干的外交家。在这个“雄辩的演说家”字眼里,包含了王一飞教授站在讲台前所展示的口才、博学与睿智。

  “面对世界医学教育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作为一名教师,不能满足于‘讲好每堂课,编好每本书’的传统模式,在WHO工作的6年,拓宽了我的视野,面对当前世界医学教育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王一飞对于医学教育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

  早在1997年,他就以题为“面向21世纪,探索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新模式”的全国政协提案,阐明自己的独到见解。

  2001年,王一飞从WHO返回教学一线。他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顾问和医学院的顾问,创造性地提出了“宽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他认为医学院培养的应该是具有坚实科学基础的临床医学工作者,而不是一般的临床医生,也不是实验研究的科学家。

  由王一飞在上海交大医学院率先施行的七年制改革试验田,被“试验”的29名学生在医学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学习中个个成绩突出。这种整体设计课程方案、基础临床有机整合、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培养模式,成为了培养医学高级专门人才的新途径。

  2004年2月10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由王一飞领衔的“组织胚胎学”课程名列其中。王一飞说:“‘组织胚胎学’是门古老的基础学科,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学生学起来普遍感到抽象、枯燥。但需要死记硬背的课程越发显示其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代表医学前沿和制高点的干细胞研究、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都离不开它的桥梁作用。”王一飞和团队从改变教学理念入手,紧紧抓住“发育”、“结构”和“功能”三个关键词编写教材,与其他学科整合;同时强调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充分利用彩色图谱和现代化教育手段开展教学。

  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到最大

  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人曹可凡回忆说:“给我们上《组织胚胎学》课的王一飞教授,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表达能力一流,极具感染力。每次他来上课,一堂课讲完,板书刚好写满一块黑板,图文并茂、风生水起。”

  1987年,曹可凡去电视台参加主持人评选,自己设计了一个《观察与思考——大学生分数与能力的关系》的访谈节目,采访对象定的就是王一飞教授。“我直接‘冲’进他的办公室,自报家门,说明来意。‘王老师您好,我叫曹可凡,是五年级的学生。这次学校推荐我去上海电视台参加一个主持人比赛,在决赛里我想做一个访谈节目,时间控制在8分钟以内,请您担任节目嘉宾,作为一个专家接受采访’。”

  “面对我的邀请,王一飞老师一点架子也没有,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其实现在想来,当初请王一飞老师来为我比赛助阵,真是不懂事。他是学校领导,主管着大量行政事务,又要给学生讲课,科研试验也不能落下,工作非常繁忙。然而面对我的这个不情之请,他却从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反而是耐心地陪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最终我在20名选手中排名第一,获得冠军!”曹可凡说。

  曹可凡曾是王一飞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毕业后,他留校4年担任讲师,一边给“本硕连读班”学生上基础课,一边兼职给电视台当主持。

  有一天,曹可凡想改行做主持,去征求王一飞的意见。王一飞告诉他:“如果你继续做教师,相信也能做得很好,但做主持人你的眼界会更宽,取得的成就或许会更大。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到最大,你才能实现一个非常完满和成功的人生。”曹可凡说,“他知道我心里顾忌9年的学医经历,于是又强调说,过去学到的一切都不会浪费,比如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还有很强的记忆力等等,对将来做主持人都是很有利的”。

  最终,曹可凡正式调入东方电视台,还获得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徐晨是王一飞的博士研究生,10多年前就担任了上海交大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还先后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上海市曙光计划。成为博导后,他常说:“我也要像王教授待我一样,培养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现在徐晨已经培养毕业博士后2名、博士16名、硕士5名,目前还在悉心指导3名博士研究生。

  徐晨继承并发扬王一飞教授的创新性学科精神,于2009年1月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王一飞欣喜地在《序》中称赞“这是百花绽放的医学教材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此书又在2011年9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法语版,2015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

  看到学生的成就,是作为教师的王一飞最感开心的事情。

  ■对 话

  懂得T细胞、B细胞、M细胞之后,也要懂得一点T(柴可夫斯基)、B(贝多芬)、M(莫扎特)

  记 者:您的口才在上海高等教育界乃至全国医学教育界都非常有名,您的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吗?

  王一飞:我也听到过有人这样说,其实我每次授课、报告或演讲都有讲稿。只是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讲稿已化成了我的腹稿。记得从小学开始,我就有演讲的经历,这或许是培养我在公开场合清晰和生动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起点。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需要反复锤炼,才能做到侃侃而谈、引人入胜。

  记 者:听说您曾在校图书馆借阅了很少有人问津的英文版《红楼梦》,而您从中学到大学学的可全是俄文,您的英文是怎么学的呢?

  王一飞:当年中学和大学外语全都是学习俄文。后来想到如果看不懂英文,运用文献的几率就非常少,于是便约上两位要好的同学组成了一个英文学习小组,由我担任组长,规定每天晚自修后再加一个小时学英文。

  我们借了一本英文版的《普通细胞学》,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反复琢磨钻研,最后将整本书译成了中文。“文革”时期不能看英文的专业书,我就把英文、法文和德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对照中文版的一起看,直至把它们融会贯通。再后来,我为英文班讲课,当了校长后接待外宾多了,逐渐就提高了英文听说读写的能力。

  记 者:很多学生还聆听过您弹钢琴,您是何时学的?

  王一飞:我自幼十分喜欢音乐,那时候家里买不起钢琴,只有一架风琴,是我母亲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用的。我念的小学有一架钢琴,专供老师弹奏,但校长允许我一周有两个晚上可以弹奏这架钢琴。我的钢琴基本上是自学的,虽然偶尔有人指点,但从未系统地培训过。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我都是学校合唱团的钢琴和手风琴伴奏。延续到现在的老教授合唱团,我也是钢琴伴奏。

  我认为,我们医学生在懂得T细胞、B细胞、M细胞之后,也要懂得一点T(柴可夫斯基)、B(贝多芬)、M(莫扎特),只有这样才能共享世界和中国博大精深的人文艺术。

  ■记者手记

  登上讲台就该精神抖擞

  究竟聆听过多少回王一飞教授的报告和演讲,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每回他登上讲台的精气神总会让我怦然心动。无论是校园里的“医学人生”、“博雅讲堂”、“大医时间”,还是学术界的“高峰论坛”、“圆桌会议”、“大会报告”,就像王一飞教授自己说的:“每当我登上讲台,就会精神抖擞。”

  12年前的2004年2月和9月,王一飞教授先是由他领衔的“组织胚胎学”课程获得教育部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接着又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当我采访他时,他很爽快地说:“42年的教师生涯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三尺讲台虽小,但它传承历史,接轨未来,我以医学教育为己任。”这次采访他,王一飞教授依然神采奕奕,“医学教育讲台是我的终生岗位”。

  这位已77岁高龄、但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的王一飞教授,是我们每一个医学高等院校教师的榜样。

  ■王一飞小传

  中国著名组织胚胎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顾问、上海市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学会理事长、国家973项目“人类生殖与相关疾病研究”专家组成员。

  1939年11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1967年北京医学院硕士毕业,后回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任教。1980~1981年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与德国汉堡大学进修,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以及行政管理工作。1984年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主任,1986年起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1988~1997年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1997年赴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处任职,1995~2001年间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医学官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专家组成员,科技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咨询专家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分卷》、《亚洲男科学杂志》及《国际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杂志》主编等职务。

  领衔的人体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及双语教学优秀团队。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名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海市劳动模范、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突出贡献奖等荣誉和表彰。1995年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健康报2016年12月30日第7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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